受司法文书公开力度降低的影响，2021年后能检索到的洗钱案件文书也逐年下降，但2022、2023年自洗钱案件占洗钱案件比例相对2021年有所上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并不是完整年度，且自洗钱刚入罪，探索办理需要一段过程。

2.自洗钱查处的主要是毒品犯罪本犯的自洗钱行为

在2021-2023年的自洗钱案件中，上游犯罪以毒品犯罪为主，达72.15%，具体包括贩卖毒品罪和制造毒品罪；其次是职务犯罪，占10.13%，包括贪污罪和受贿罪；其后是金融诈骗犯罪，占8.86%，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然后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占6.33%，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走私犯罪各1件，分别占1.27%。

图1 2021-2023年自洗钱案件中的上游犯罪类型

3.最为常见的自洗钱行为就是使用他人账户收取赃款

在自洗钱案件中，最常见的行为类型是使用他人账户收取赃款，占比51.9%，这种行为方式常出现在毒品犯罪中，贩毒者往往会使用他人账户收取赃款规避打击，账户来源包括：亲属、朋友、向他人购买以及借用商店老板的收款码等，出借账户的人员有些对账户用途知情，有些不知情，知情者可能亦构成洗钱罪。

其次是将赃款转入其它账户，占比32.91%，从相关案件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行为构成自洗钱的认定相当宽泛：既包括转入他人账户，也包括转入自己其它账户，还包括从微信钱包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的行为，如张武军贩卖毒品、洗钱案中，“张武军将徐某某支付的毒资从微信零钱提现800元至其尾号3331的中国银行账户，后张武军将800元用于生活开支”，检察机关认定这一行为构成自洗钱。[1]此外，对于此类行为，实践中有时不考虑其行为目的，一概认为其具有掩饰、隐瞒钱款性质和来源的目的，例如李志刚贩卖毒品、洗钱案中，李志刚在每次卖出毒品获取非法所得后，都向其妻子吴某某转账，共计4500元。吴某某收到转账后，取现用于小孩开学交学杂费等开支，检察机关认定李志刚转账给吴某某的行为构成自洗钱。[2]这种认定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然后是将现金转换为其它资产的行为，占比6.33%，这类行为常出现在集资诈骗罪中，具体包括用赃款购买京东购物电子卡密，购买理财债券，购买住房，车辆等行为。对于此类行为，也需要区分用于日常生活还是出于洗钱目的。

再之后是虚构借贷、入股等经济往来的行为，占比5.06%，这类行为常出现于上游犯罪是职务犯罪的案件中，贪污、受贿者常通过签订虚假借条，伪造入股文书等方式，掩饰、隐瞒职务犯罪赃款的来源和性质。

此外，还存在将其它资产转换为现金的行为，占比2.53%，例如将贩毒所得的USDT币变现等。

此次检索到的潘某某贩卖毒品案起诉书[3]中，检察机关认为潘某某具有贩卖毒品及自洗钱的行为，但事实认定部分并未提到具体实施了何种洗钱行为，故暂时归入“未写明”一类，只此一篇，占比1.27%。

（三）将七类上游犯罪所获取的违法收入再次投入上述犯罪/团伙成员间分赃，是否构成洗钱罪

将七类上游犯罪所获取的违法收入再次投入上述犯罪或团伙成员间分赃的行为既不能将违法收入洗白，也没有掩饰隐瞒目的，不能构成洗钱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二批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解读》也指出：“将上游犯罪人员把犯罪所得用于日常消费、共犯成员之间直接分赃等行为作为自洗钱处理，也必然引发对自洗钱单独处罚妥当性的质疑”，由此，从最高司法机关的态度上也可以得出，直接分赃行为一般不作为洗钱罪处理。

行为人将七类上游犯罪所获取的违法收入再次投入上述犯罪，并非掩饰、隐瞒行为，掩饰、隐瞒行为是要改变违法收入性质，阻断违法收入与上游犯罪的联系，最终将违法收入洗白。而将违法收入重复投入上游犯罪并没有将违法收入洗白，客观上也不会产生上述效果，行为人实施这类行为在主观上也不可能是出于掩饰、隐瞒的目的，例如行为人将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再次用于从境外购买走私货物并实施走私犯罪，这种行为就不具有改变违法收入性质，阻断违法收入与上游犯罪联系的作用，不构成自洗钱。